网络信息技术运用于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最初的工作是将文献扫描后上网，供读者使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检索功能，使这些文献能够方便地检索。用这两种方法建立的数据库，实际上是传统图书馆的发展和扩大，在台湾被称为“数位典藏”。数位典藏虽然作用很大，但它是被动的。对使用者来说，数据库中存储的大量文献数据除了检索，难以被更充分地使用。为了克服这个弊端，后来又兴起了“数码人文”，即建立的数据库不仅能实现资料检索，而且还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呈现出资料之间的脉络关系，以弥补史料本身存在的不足。在使用这种“数码人文”数据库时，只要输入一个搜索词，检索成果将是一个有意义的文件集，为使用者提供各种方法以观察其中的脉络。总之，网络信息技术提供的这些成果，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资源进行人文研究。

《数字人文》（图源：网络）

史学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课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来使用不同的数据库。例如，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可检索的历史文献数据库，用检索的方法从海量的文献中搜寻自己所需要的史料，然后对多种史料进行筛选和比对，得到那些最可靠的史料，进而通过综合找出这些史料之间的内部联系。有学者谈道，自己为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家世及其本人经历之间的关系，用了几年时间查阅了近百亿字的各种史料，从中挖掘出大批过去不为人知的史料，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了若干新的结论。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效地查阅文献，就是得益于可检索的历史文献数据库。否则，依靠传统的方法，用100年工夫也未必能够遍览这些文献。

史学工作者还可以利用更高级、更专业的数据库进行自己的课题研究。经过学界多年努力，现在已经建成一些可供历史研究使用的专业数据库。这些专业数据库和仅仅只提供关键词检索的历史文献数据库不同，其中的信息已经过加工，可以直接使用。比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简称CBDB），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库。经过10年努力，到今天该数据库已经收入了37万古代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它在数据结构上更加复杂和精细，将历史事件转化为结构化数据，数据架构由人物、亲属、非亲属社会关系、社会区分、入仕途径、宦历、地址、著述等部分构成。通过对这种结构化数据的提取、分析，研究者可以对历史人物进行群体研究，能够得到相关人物、事件的空间分布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截图（图源：网络）

如果条件具备，史学工作者还可以依照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进一步建立课题专用数据库，以此为依据进行相关研究。比如，有研究团队把1949—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全部近8万名学生学籍卡中的信息建成一个数据库，开展中国大学生来源研究，以此为基础写成了《无声的革命》一书。依据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已经受到各界的重视。

以上这些都表明，史学工作者不仅应当使用网络信息技术，而且可以使用好网络信息技术。

技术应用要不断改进，史学工作者要与时俱进

2015年12月，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和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了“传承与开启：大数据时代下的历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11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大数据与史学研究”“大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技术问题”“大数据时代下的人文关怀”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这表明国内史学工作者对于使用网络信息技术研究历史在认识和运作上都有了长足进步。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要更加普遍地使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展史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由于史学的特殊性，建设专业、完备和易于使用的历史文献数据库，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已建成的历史文献数据库数量有限，而且其中只有一部分可以检索全文。能够直接使用的专业数据库，数量更是寥寥可数，而且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二，使用已经建成的各种数据库来研究历史，现在还处于尝试阶段。一些学者过分迷信现有数据库提供的信息，认为有了数据库，史学研究中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这种看法显然过于乐观。统计学家达莱尔·哈夫和新闻学教授查尔斯·塞费在他们各自撰著的《统计数字会撒谎》和《数字是靠不住的》这两本有名的书中，就明确反对过分依赖数据。

文章来源：《电子元器件与信息技术》 网址: http://www.dzyqjyxxjs.cn/zonghexinwen/2021/0409/975.html